幾個月來，全國正為著兩件令人髮指的事捶胸頓足著。其一是林益世的貪瀆，一件是酒駕斷魂。憤怒、悲痛、無望的氣氛包裹著社會，和大家一樣，我思考著，這兩件令人痛徹心扉的事，為何永遠斷不了根？
說穿了，一切都是文化。一個根深蒂固又改變不了的文化。
從阿扁鋃鐺入獄以來，或許大家都認為，政黨輪替了，官員們定會深自警惕，貪污一定會逐漸減少，怎知林益世錄音帶曝光，大家驚見政客的那張臉，比國劇臉譜還花。
中國五千年歷史，社會總是這樣輪迴著：戰亂不斷、割地為王、全國一統、勵精圖治、昇平盛事、剛紀敗壞、窮困再起、戰事再發。起頭是百姓求生存，結尾又是肚子餓了。俯瞰整個歷史，窮的年代比富裕的年代多，為了生存，所以怕窮。年代豐足了，更怕再窮。平日咱們街坊鄰居招呼時總會說「吃飽沒？」那正是苦難年代「求生存」的殘存記憶。
古有“明訓”：「殺頭的生意有人幹，賠本生意沒人做。」追求財富，是確保生存的概念，形成不斷追求的習慣，那習慣就是「貪」。而累積財富最直接的手段則是行使權力來交換。沒有權力的，找有權力者來協助；有權力者直接斂財，後門永遠比大門暢通，兩者千年來總有牽扯不斷的關係。一切都是權與錢，永遠生生不息。
我常聽到純樸鄉親們教孩子的話，「好好讀冊，以後才有法度賺卡多錢！」這話沒有對錯，窮困的年代，那是面對生存競爭的無奈，但深層的意涵：把書讀好，是為了「能換更多的錢」。就像是一種潛意識的催眠，我猜幼年三級貧戶的阿扁，可能也接受過這樣的薰陶，否則怎會大三就拼上了律師，還沒畢業就先拼賺錢？
「交換」是生存的法則，「交換」的具體行為則被正名為「紅包」。婚喪喜慶的「紅包」能交換平安、吉祥、福氣，白包能換得傷痛撫慰。拿錢辦事，給錢求事，是紅包文化的延伸。陳啟祥送錢求事；林益世拿錢辦事；扁家後門巨商絡繹於途，正是這紅包文化演化出的毒瘤。多年前，妻舅車禍重傷腦部，要動大刀，丈人忙著準備紅包與茶葉送醫生，醫生安慰丈人說，「救人是我的本分，紅包我不會收，茶葉我拿了，否則你心不會安。」一句話，點出紅包文化根有多深。君不見，就連祈福討平安，神明都是「收錢」辦事，台灣一年要燒掉多少金紙？給紅包，本來就是我們從小就學會的交易方式，自然而順理。你我遇到麻煩事求人助的時候，腦袋裡有沒有曾經閃過一絲「送紅包」念頭？一個巴掌拍不響，是誰寵壞了那些有權勢者？
而喝酒，本是人類自古就有的交誼行為，高梁發酵成高粱酒；米發酵成米酒、紹興；麥發酵成啤酒、威士忌。酒精本是農業生產後的副產品，酒精使人醺悅而助興。孔子說「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」，李白也說，「唯有飲者留其名」，“飲”成了與人類文明過程共存的活動。這也說明，喝酒原是風雅之事，三餐的餘興，是凝聚親友熱度，促進人類社會感情交流的東西，但台灣為何就能喝出那麼多的酒駕斷魂事件？
胡志強建議酒駕連同勸酒者併罰，是的，錯就錯在這「勸酒」文化，美其名叫勸酒，其實是「灌酒」。會喝酒，正因喜歡那微醺的感覺。但到了微醺階段，正是理智失守的起頭，錯過了，接著就是酩盯大醉，回不了頭。偏偏勸酒文化是歷史傳下來的，中國人喜歡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「酒量」是能力的展現。台灣不缺灌酒的口號，「乾杯」、「乎乾啦」、「乾拜」、「打通關」、「罰三杯」，而划酒拳像「棒打老虎雞吃蟲」這類的儀式，更不知有多少套？這可是老祖宗從漢朝便已傳下，更狠的，將烈酒杯浸入啤酒杯中，一飲而盡的「深水炸彈」，無一不是為了灌醉而玩的飲酒遊戲，誰先倒誰就輸，沒倒的叫「千杯」叫「豪傑」。沒有這些灌酒的儀式，或許就會少了許多公祭。
酒精的需要量，和年紀有關，年紀越大需要麻醉的事情越多，於是越灌越兇。我們常看見外國片裡老外們喝酒，大概皆以心情煩悶時會灌酒，台灣則是為了表現勇猛而灌酒。酒局上，少不了幾個交際型的人物專事灌酒，卻多數沒有收鑰匙的清醒客。外國人想讓自己醉，所以喝醉；台灣人總自以為不會醉，所以最後醉成一灘爛泥。醉的人，認定自己沒醉，更想自己開車，所以禍端不斷。灌酒是文化，喝醉是習慣，肝硬化則是附贈的抽獎活動。你勸過酒嗎？
文化有好的，也有該屏棄的，改不了的只能靠制度靠法治。紅包，給小孩就好，不要給“大人”；喝酒，赴酒約時不開車，不灌人酒，這是杜絕災禍的第一步。你我都在這文化的醬缸裡，「小我」永遠大於「大我」，我們雖集體的憤怒，但這集體的陋習，隨時都悄悄地帶著我們走向災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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